总之，多年以来登莱除了当年大地震得到了外界的救援外，基本是处于被索求的状态，没有太多的好处。因此很多地方人士感到不满，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想法，不是一个个木偶傀儡，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像在玩游戏一样。登莱全境基本都已结束军管了，现在大家要求更多的东西了，希望开拓队队部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将他们的意见纳入进来，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尊严和诉求（不要再高高在上，不把人当人看了），否则日后像第七师这两千人哗变的事情，恐怕还会继续上演。

无独有偶。就在登莱开拓队因为仆从军士兵哗变而检讨政策的时候，宁波府定海港的一处私家花园内，一群商人也在集会商议。他们讨论的主要是如何团结起来，共同向台湾银行进行施压，要求这家巨型垄断企业下放权力，允许他们也可与外洋商人展开直接贸易。说白了，就是以前他们要卖货给荷兰人，必须先卖给台湾银行，然后再由台湾银行与外国商人进行结算，不但被压了资金，同时也损失了不小的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实在不想让台湾银行继续扒皮了，想要自己单独搞。

当然台湾银行是什么样的企业，他们也都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想到联合起来抱团，一起向台湾银行进行交涉，这样的话来自台湾银行的沉重压力也可由大伙一起分担，那样就轻松多了。

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也是因为宁波承平多年，当初对他们生杀予夺、颐气指使的统治者们现在渐渐与他们融为一体。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慢慢融入了东岸人的统治体系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谁的侄子在警察局当干部，谁的儿子在县政府上班，谁的亲戚又在军队中当军官等等，宁波中下层的很多职位，都已经被他们这些本地人给慢慢渗透了。即便本土挑选了很多兵团堡的学兵过来任职，但仍然远远不够，更别说这些学兵一旦在当地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交际圈，那么本地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里不是说本地化了的干部不好，事实上登莱、宁波的很多本地干部，至少在目前这个局势下，还是愿意听从上头的吩咐，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本地化干部与外来干部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们不愿意为了取悦上司而干损害地方利益的事情，在执行政策时会更多地照顾本地，与外来空降干部完全是两种风格。

宁波商人们这次集体商议贸易自主权的事情，其实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的事情了，同时也是宁波地方势力对东岸统治势力的一种试探。多年良好的对外贸易，给了宁波商人们充足的底气（积累了大量资本），提升了他们的信心。很多人甚至觉得，他们办缫丝厂、纺织厂、茶厂、碾米厂、榨油厂等等，不但生产出了大量的商品，还给政府创造了很多税收，因此他们潜意识中觉得东岸统治阶级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如此方才可以酬得他们的功劳。

以前这种试探条件还不成熟，也注定会没什么结果。但现在情况和十几二十年前可大不一样了，他们的资本实力日渐雄厚，地方政府的职位被他们大量渗透，就连新军里面都有一些他们的人。在这样一种“大好局面”下，也是时候提一些权力分配建议出来了，而这无疑需要从对台湾银行的贸易垄断权开始试探底线。

而作为大型辛迪加企业，台湾银行也不是没听到什么风声。事实上他们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在此之前数日就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公司一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最终也仅仅是讨论罢了，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之所以到现在还没跳出来反对，大概也是因为拿货需要从这些宁波商人们手里拿，受制于人罢了。

这个事情，最终多半还是要靠妥协和谈判来解决。宁波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确实不能再无限制忽视本地商人、官员们的利益了。台湾银行与这些新兴势力一起，将蛋糕做大做强，并重新分配其中的利益比例，似乎才是正确的做法。

当然商人们从来都是逐利之徒。政府和台湾银行即便对他们做出一些让步，但也要注意他们是否将限制出口的商品也偷偷卖掉了，这都是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政府提高了商人们的自由度和政治地位，但也要对他们加强监控，如此两方面兼顾，宁波的社会秩序才能得到良好的维持，经济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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