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良为刘表献计，“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这成为了刘表之后一直奉行的战略，同时蒯越诱请宗贼首领五十多人赴宴杀之，夺其部众，又劝降江夏贼首张虎陈生等人，让刘表有了自己的私军，兄弟两人也就此成为了刘表夺取荆州的首要功臣。

当然，这些私军战力不如其他家族的部曲，汉末时候，诸侯所用多是私兵部曲制度，即主公的部下，其所拥有的部曲，是直接听命于部下，主公是直接无法直接指挥调动的。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成本问题，部曲的武器盔甲粮草，都要有人负责，很多诸侯没有土地财货，自然也养不起兵，于是只能采取折衷之策，即招纳自带部曲的部下，为自己效忠。

这些部下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地主豪族，也只有他们有大量的家奴，和能养活家奴的土地，谓之私兵，当初麴义的八百先登，高顺的陷阵营皆是如此。

这样一来，主公不需要养兵，只需要得到对自己忠心的部下就行了，而投靠主公的部下，自然是因为主公许诺的条件，双方大部分时候，只是基于利益合作。

但这种情况自然也有隐患，主公不能随意调动兵马，说明其无法完全掌控部下，而部曲的武器盔甲，乃至粮饷家人，都是身为地主的将领养活，自然也对家主付出比最上面的主公更多的忠心。

这对于小富即安的诸侯来说，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但志向远大有野心的主公，便会想办法消除这些隐患。

最普遍的，就是利用士族之间的矛盾，找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辖制部下部曲的规模，若再做的明显些，就是对一些不在怎么听话的部下直接下手，治罪削地，夺其部曲，后世孙权就是精于此道的佼佼者。

在追求大一统的中原地区，这种现象也是极为普遍，袁绍对付麴义吕布，皆是看到了其私兵势大的隐患，曹操直接打压甚至杀死兖州士族，皆是如此，此事无关对错，只关乎利益。

当然，曹操杀边让时政治手腕还不成熟，手段太过极端，目的太过明显，远不如袁绍利用冀州士族谋士间的矛盾那么隐蔽，所以激起了强烈反弹，吃了大亏。

后面他想到的解决之道，便是屯田制，收归多余的土地，加重百姓的税赋，用多余的财货收买士族，彼时兖州士族反叛失败后，也只能接受了曹操的条件，两边暂时共存下来。

袁熙则是一早便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最早打幽州的时候，并怎么依赖当地士族，反而是依靠一些地位不高的小士族，或者是良家子打天下，同时尽可能将土地纳为公田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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