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极则看的比较开，“我觉得没什么。”

阉党的确是很看得开的。

自从融入了这个时代之后，韦宝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杨涟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后，由魏广微票拟的圣旨，奉圣旨：朕自嗣位以来，日夜兢兢，谨守我祖宗成宪，惟恐失坠，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各衙门玩愒成风，纪纲法度十未得行一二，这本却将从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亲裁尽从旁落。

至于中宫贵妃并妃事情，宫壼严密，况无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内言毒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

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聀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扰，姑不问。

以后大小各官务要恪守聀业，不得随声附和，有抗违不遵的，国法宪典具存，决不姑息，该部知道。

实际上，此类把锅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圣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启元年十月，刘宗周弹劾魏忠贤时，天启就说：朕自登极以来，遵守祖宗法度，讲学勤政，并无宴游等事。

刘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当重治，姑从轻罚俸半年，以后堂上官还著督率司属各修职业，毋淂沽名奏扰。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弹劾魏忠贤，熹宗回复：言官互相攻讦，骋辩求胜，何得无端牵引。章允儒阁揭申救，讲筵奏请，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从私挠？降处允放，各官并推典阁臣，悉朕亲裁，何人厄逐？本内所言交结陷害等事，有何实据？凭何见闻？着周宗建从实回将话来，该部知道。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话之后，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话，自当明白确奏。乃尚牵连揣度，委于风闻，好生恣臆沽直，姑从轻罚俸三个月，该部知道。除去刘宗周、周宗建因与杨涟弹劾得程度及内容有所区别，而导致得圣旨指责轻重、内容不同外，大体都是不差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仅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无法导致天启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颠倒，其本质原因还是东林内讧和魏广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这当然也远远谈不上所谓的下大棋，还是熹宗宠信的近侍结交大臣进行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对东林的态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时为魏忠贤主笔者数人，世传赵鸣阳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为汶上举人，而郭万程曾受业其门，当杨左之逮也，郭私为营救于内，忠贤意亦将释，而傅应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语，故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惧祸潜逃。

从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东林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贤本人，而是积极为其筹划的，天启初年被东林排挤，或者和东林反目成仇以及投东林而不被接纳的那批人，借杨涟《二十四罪疏》这个茬开罪魏忠贤，而魏忠贤交结东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驱逐东林。

而这批人则出主意，必定要弄死东林，自己才好上位，内外勾结，才会有东林党祸。所谓的初，忠贤积恨东林诸人，数论其罪，实于三案及京察、封疆无预也。群小欲籍忠贤力为报复地，驱除异己，遂籍此数事一网罗之，清流之祸，此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阴谋论，很符合明粉们所谓的如果不是崇祯即位，换个人上，明朝都不会亡这种奇谈怪论，而这种奇谈怪论发明的背后则是明粉们对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对汉族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覆灭的惋惜，但他们通过各种奇谈怪论，发明历史，各种打着阴谋论、人性分析来占据舆论，显然是犯众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发现，天启的法子崇祯都用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办？

崇祯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废除厂卫，就是不收商税，就是不用太监，就是十七年年年众正盈朝。

宣府年例银每年2991567两，天启六年发8000两，七年发120000两，拖欠4703134两。

大同年例银每年450630两，天启六年发11488两，七年发137400两，拖欠752372两。

山西年例银每年206300两，天启六年发29000两，七年发74000两，拖欠309600两。

延绥年例银每年433739两，天启六年发62470两，七年发173144两，拖欠631864两。

宁夏年例银每年133795两，天启六年发32072两，七年发99629两，拖欠135889两。

甘肃年例每年197588两，天启六年发42291两，天启七年发86036两，拖欠266849两固原、下马关年例188191两，天启六年发105195两，七年发70089两，拖欠201098两。

蓟州年例银每年426871两，天启六年发244976两，七年发157247两，拖欠451519两。

密云年例每年365391两，天启六年发169258两，七年发151000两，拖欠410524两。

永平年例每年289866两，天启六年发91693两，七年发105000两，拖欠383039两昌平年例每年140232两，天启六年发115681两，七年发53000两，拖欠111783两。

易州年例每年146595两，天启六年发65996两，七年发46269两，拖欠180925两。

天启七年七月丙戌，巡抚山西牟志夔题：冲边缺饷难支，乞发京运以保危疆。

得旨：览奏，三关京运累年缺额数多，即天启六、七两年欠军饷多月，而西路抚赏尤为无措，饥军待哺，边储仰屋，将何以济。著该即将六、七两年春、夏二年原题京运欠数速行措发，以称厂臣竭虑筹边抒画恤军之意。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陕西巡抚胡廷宴疏言：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外。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乞将前欠银两速发，以奠危疆，报闻。

天启七年十月丙申，甘肃巡抚张三杰疏言：平镇二千里长边，处处临外。以京运言之，节年累欠至七十余万，天启六年年例尚该银一十五万余两，西安等处欠银自天启元年至今共欠八十余万两。西兵利于马战，而库如悬罄，乞借给十万金以济。旨令带运欠数著户部上紧拨发，民运欠数行抚按查催，勒限完解，马价银两并与确核。天启七年七月壬午镇守宣大太监葛九思题：宣镇缺粮数月，乞亟催二运，以杜脱巾。

得旨：览奏，宣镇戍军待哺数月，向赖厂臣指纵节发京运以救湏臾。今京、民二运积欠二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饥军将何接济？着该部将京运不拘何项，先行凑发，以济然眉。其民欠着该镇抚、按速咨该省直抚、按严立考成，以完欠数目定大计，黜陟务守催额欠前解该部，都如议速覆行。

崇祯元年三月壬午，三边总督史永安会同巡抚延绥岳和声、巡按李应公合疏言：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千里荒沙，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间有脱衣鞋而易一饱者，有持器具贸半菽者，有马无刍牧而闭户自经者，有饿难忍耐而剪发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酿，脱巾之変立生，此延镇缺饷之难也。

因臣部匮乏，或缺饷五、六个月，或至三十个月，岂不是二年半！

上问：三十个月是哪里？

臣对：是延绥。

东林有两大渊源，一是地方书院讲学，二是万历中期朝廷斗争中反首辅的官员，特别是吏部官员。

要说阶级代表性，那和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没啥区别，地主阶级、商人而已，带不了一个“大”字。

另外还要考虑它的地域性问题。

其实万历时期的各地官员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说东林“代表江南”，然而东林党的大本营在常州，一边有统合苏州人的昆山党，一边有浙党，皖南还有个宣城党。

可谓四面环敌。

谈迁《枣林杂俎》：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有昆山之党，则顾天峻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

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经济史上所谓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隶的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等五府、太仓州与浙江的嘉兴、杭州、湖州等三府，统共八府一州之地。显然东林连狭义的经济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别说代表全国的地主阶级了。再来看一个具体例子。

缪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朱国桢一个浙西湖州人，来参加东林都被常州府江阴县人缪昌期说成是“久弃乡曲”背叛家乡，可见真东林所出的地域范围是很狭窄的。当然，东林初起时又有以讲学会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那么除了常州一带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称为“东林”的官员又是什么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