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日军的异常调动，很快就引起了国共情报机关的密切注意。

接着，日军第十师团在大梅山被独立团包围的消息就不胫而走。

这一消息甚至于惊动了蒋委员长，不过此时的蒋委员长心情并不好。

三路日军正从三个方向日益逼近，武汉三镇的气氛正变得空前紧张，往日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汉口码头，此时也冷清许多，只有几艘拥有高大烟囱、庞大身躯的英国军舰仍旧还静静停泊在码头上，浑然不把即将要打到武汉的日军当一回事。

蒋委员长在行营听了一天的汇报，浑身疲惫的回到了江汉路的官邸。

最近这段时间，充啻在蒋委员长案头的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件件、一桩桩，全都是让人心烦意乱的消息。

河南省夏粮绝收，已经饿死了十几万灾民，急需要拨粮赈灾；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连战连败，广州彻底失守，中国丧失了最后一个与外界相联络的港口；汪精卫屡屡在公开场合发表投降言论，严重动摇了全面军民的抗战决心。

被蒋委员长寄予厚望的国联再次发表公告，对日本的侵华之举表示遗憾，然后就再没有然后了，然而既便如此，蒋委员长也仍然对美、英、法等西方列强痴心不改，仍然还在苦苦等着西方列强出面调停，为此，蒋委员长甚至于极其屈辱的放弃了对日宣战。

迟迟没有对日宣战，其中之委屈，之屈辱，恐怕只有蒋委员长自己知道。

只不过，跟武汉会战的战局相比，这些烦心事立刻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对于武汉会战，蒋委员长是寄予了厚望的，因为在武汉会战还没打之前，蒋委员长以承认外蒙独立为代价，换取了苏联的巨额的军援，光是战斗机就援助了千余架，地勤人员就派了五千余人，这便是苏联援华航空队。

除了飞机之外，苏联还向中国援助了近百辆坦克，一千余门火炮，五万余挺机枪外加一千余辆汽车，当然，这些援助并不是无偿援助，而是由苏联提供贷款，然后利用这笔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最后还是要还的。

说到这，还得顺便说一点题外话。

从满清被推翻，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八年间，中华大地陷入持续的军阀混战，为了维持战争，各系军阀争相向西方举债，直系、皖系、奉系甚至西北军，都向西方各国借了大量的外债，蒋委员长的中央军也是毫不例外。

而西方列强为了从中牟利，也是浑然不顾中国人民死活，只顾大发战争财。

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之后，蒋委员长对北洋军阀借下的外债是予以承认的，这笔外债总额约合国币七亿元，这是银元，不是后来贬得一塌糊涂的法币，按民国的岁入，当时全中国四亿人民需要不吃不喝十年才能还清。

再后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再然后国共三年内战，国民政府又从苏联以及西方各国借了大量外债，到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岛，国民政府的外债总额已经累积到三十亿，这三十亿元不是银元，更非法币，是美元，约合大洋一百二十亿！

这个就更完蛋了，全国人民不吃不喝十辈子都偿还不清了。

然后，新中国成立，美国人表示可以协助中国形式上统一，但前提条件是，新中国得承认国民政府的所有外债，再然后的事，就是毛主席写了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灰溜溜走了，新中国不予承认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外债，中国人民一下卸掉了十辈子都还不清的巨额外债！

言归正传，凭借苏联援助的飞机、大炮外加坦克，国民军不仅重建了空军，整编了十几个精锐集团军，甚至还编成了国民军自成军以来的首个坦克团，有了这些家底，蒋委员长才又有了底气跟小日本打一场大型会战。

只是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由于在万家岭大捷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导致了原本的大好局面急转直下，薛岳在重新走马上任之后，也终究没能扭转颓势，而只是没让战局变得更加糜烂，说实话，薛岳现在干的活就是个修补匠，哪里有漏洞就往哪里堵。

整个战局如此，既便是最乐观的战略家，也看不出武汉会战有获胜的可能，现在国民军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将武汉会战的时间拖得更加久一些，同时尽可能的让日军的损失更加大一些，现实如此，你说，蒋委员长的心情能好得起来么？

回到自己书房，在摇椅上躺下没过多久，身后就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

一听这脚步声，蒋委员长就知道是他的侍卫长也是奉化老乡王世和进来了。

“世和，又有什么坏消息？”蒋委员长揉了揉生疼的太阳穴，以浓重的宁波地方口音对王世和说道，“当真是一刻都不让消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