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的《登晴川阁望武昌》中就曾描述：“百里帆墙千里水，一层城郭几层山；遥知郁郁葱葱地，只在熙熙攘攘间”，说的就是与原鹦鹉洲紧紧相连着的白沙洲（南市）的繁盛状况。可以说，南市就是继承了鹦鹉洲商业中心的地位而存在的，是武昌城的钱袋子、物流集散地——其实，鹦鹉洲陆沉之后，汉口是接过其衣钵的最好选择，无奈这里是军管区，驻扎着大顺右营马步炮兵好几个营头，实在不适合做商业中心。

大发永航运字号现在的实力比起当初当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家堪称顺国第一航运字号的企业如今基本垄断了巴陵、武昌、沙头市、老河口等著名商埠间的航运业务，并将势力进一步延伸到了江西、四川（开设不定期航线），生意兴隆无比。也许说日进斗金是夸张了些，但一年下来十几万块钱的利润是有的。

既掌握了商品来源（茶场、焙茶厂），又有自己的运销渠道，同时头寸也不缺，这李难先的生意当真是想不好都难了。与之相比，另一位大买办张绍宗可就要逊色一些了。这位爷走的是纺织路线，这东西在东岸人那边卖不上价，农业社会的中国人自己也不会买，市场销量有限，主要面向政府采购及城市有限的市场。张绍宗真正的收入来源，还是向宁波的东岸纺织企业出售棉纱及手工粗布，但肯定无法和茶叶相比的。

“可惜朝廷赋税太重，致使百业艰难。假使朝堂诸公不横征暴敛，各钱庄票号倾力相助，这茶庄牙行还能再多上几倍，整个羊楼洞的人口，可以上五万。”李难先倒背着双手，在小溪边走来走去，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山下的街道。

其实真说起来，顺国朝廷挺支持实业，支持商人的。他们给予了历朝历代都没有给过的较高的社会地位，让商人从法律上与士、农、工平等（也仅仅只是法律上了）。并且这个国家在思想上比较开明——好吧，有人说是泥腿子君臣不懂理学——没有压制任何一种思想流派，颇有些百花争鸣的感觉。唯一的不足，大概就是他们太穷了，又特别喜欢征服，三天两头与人打仗。打完鞑子打土司，打完土司打南明，打完南明甚至差点和东岸打起来，简直不知所谓，结果钱如流水一般花了出去，最终负担还不是要转嫁到普通百姓和商人身上去？

“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一位长须白面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叹着气说道：“好在这战事差不多进入尾声了。广西也就那样了，云南局势也日渐分明，贵州也就一些散落山间的溃兵匪贼待清理。南征的十多万大军，目前已经回返了相当部分，剩下的大概一两年内便可彻底班师。届时，如果励精图治个几年，朝廷元气便可恢复过来，商业便可繁盛，这生意亦将兴隆。”

“也是。”李难先点了点头，道：“银枪效节军已经撤回了好几个营，南方局势是愈发平稳了。尤为可喜的是，与东国的关系也日渐改善，生意慢慢恢复了。对我这类人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不然的话，夹在中间两头受气，这日子可不好过哦。”

话说，大顺朝廷在广西基本上与东岸人掰扯清楚了。双方已经正式签署了划界条约，将目前大家的实际控制线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而在云南，银枪效节军都指挥使郝平也在李来亨的授意下，与总权将军、四川节度使刘忠贵达成了口头协议，各自控制部分云南府县，各自任命官员，发展经济。

解决了这两方面麻烦的大顺朝廷，基本上可以将南征的大部分军队撤回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国库里几乎可以跑马，一个铜板都没有。而且民间还流通着大批量贬值严重的宝钞，百姓苦不堪言，也是时候让大伙松泛一些了，不然肯定持续不下去的。

在李难先看来，现在大顺急需将与东国的贸易金额恢复到南征伐明之前的水平。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获得大量来自东国机械、牲畜及其他商品，提高分散在各地的茶场、纱厂及其他工厂的生产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与东岸交恶这么些年，大顺的工厂真是遭了大秧了，很多都只处于半开工甚至是关闭状态，这怎么行？

而也只有财富增加了，朝廷才有余力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战前一直进行着的公路、码头的建设，比如北伐中原，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