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
杭州城外的灵隐寺内,裕亲王福全刚刚上香归来。作为满清朝廷的天潢贵胄,爱新觉罗·福全自幼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身份贵不可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什么都不会的草包,恰恰相反,经受了完整的皇家教育的裕亲王,不但熟读汉人的诗书经典,对满人传下来的骑马射箭、治军打仗也不陌生。不然的话,即便他身份再高,那北京城里的康熙也不是傻子,会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
爱新觉罗·福全现在的身份是征南大将军,统领杭州大营十万出头的满汉军队,防区范围包括松江、嘉兴、杭州等在内的诸多江南府县,既要对付可能从江西那边流窜过来的小股顺军人马,同时也肩负着消灭鲁王政权的重任,当然裕亲王最重要的任务,明白人都清楚,那就是死盯宁波府的黄衣贼,不让其变成祸害。
曾几何时,黄衣贼是安分的,让杭州大营的清军很是过了一段安生日子。但自从几年前开始,他们以及依附于其的前明鲁王政权,就开始对浙北的清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其中尤以鲁王手底下那些杂七杂八的武装最为积极,竟然动员了数万人马,虽然里面相当部分是攻入浙北、浙西后就地收编的。
杭州大营有十余万清军,不过要防守的面积实在太大,因此要集结起来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再加上黄衣海寇兵舰犀利,时常在近海横冲直撞,然后择地登陆抢掠一番,来去如风,让人头疼,故清廷不得不在一些海防重镇常年驻扎大批军队,这使得他们的力量更加分散,且被牵制得很厉害。毕竟,谁也不知道,黄衣贼哪次是真的要登陆,哪次是虚晃一枪。
所以,杭州大营很是费了一番手脚,才慢慢夺回了在绍兴府一带的优势,顺带又恢复了浙西的严州府,让南明三路督师张煌言是灰头土脸,颜面尽失,据说回到温州后就立刻上折请罪了,请鲁王另选贤能。
不过,鲁王手底下那些土鸡瓦狗好对付,黄衣海寇就很难缠了。裕亲王刚来到杭州的时候,正是我大清军队奋勇南下,打算一鼓作气收复整个绍兴府失地的时候。当其时,足足四万余人沿着曹娥江一路南下,迅速拿下嵊县,将兵锋推到了黄衣贼据守的新昌县城之下。
当然,我大清也就只能走到这一步了。四万军队,若是放在一般战场上,已经是一股很大的势力了,可是在有着坚城大炮之利的近万名黄衣贼面前,怕是还不够看,因此占据自然而然地就僵持了下来。而意识到不可能夺取新昌城的清军,也在佟国纲的命令下撤退了。而这道命令,新来履职接替征南大将军职位的裕亲王福全也默认了。他明白,皇上要的不是夺回新昌、占领宁波,而是稳住局势,不要让其再度恶化,为大清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
江南,素来是财赋重地,经年累月地为我大清贡献着海量的生丝、绸缎、茶叶等物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福全就听经办洋务的皇叔恭亲王坦言,“东南财货,朝廷仰之”,虽说江北不是不产这些,但少了江南,总是非常肉疼的,能拿来与洋商互市的货物便少了,这对于极度渴求外国军械的大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而且,福全也了解到,西陲和北疆的局势现在也越来越严峻。准噶尔蒙古自从再度统一在一起后,就展现出了越来越强的侵略性,其首领葛尔丹一边不断派出使者前往塞上诸蒙古部落,一边派兵攻城略地,扩大自己的地盘。比如,两年前他们就已经进军原察合台汗国旧地,因为有着内应的关系,听说一路上都很顺利,虽然也经过了不少厮杀,但总体上而言是连战连胜,想必这会已经完全控制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英吉沙、阿克苏、乌什等六城了吧。而如果等到葛尔丹完全消化了这些察合台汗国遗民的话,帐下就又能平添数万名龙精虎猛之士,其野心也只会更大。
朝廷现在很担心,担心噶尔丹在统一卫拉特蒙古、消灭喀什噶尔汗国(这两部估计都已经完成),并向西击败、威逼哈萨克人之后,很可能会将扩张的中心转到蒙古草原上,尤其是那些与其勾连不断的漠北蒙古诸部。满蒙一体,素来是我满洲赖以制衡中国的基础,一旦漠北蒙古被占,漠南蒙古势必就会起了风波,那时候朝廷还能有宁日呢?
而即便不从满蒙一体的角度考虑,单从军事方面来看,草原上出现一个雄主、霸主,也从来是中原王朝难以忍受的事情。汉有匈奴、唐有突厥、宋有契丹、金有蒙古,我大清自不能容忍准噶尔蒙古崛起了草原之上,因此逐步调整战略重心,加强西北边陲的防务,已不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在这种局面下,维持东南江山的大体稳定,已经成了朝廷上下赖以追求的目标。福全作为康熙的兄弟,对这一点自然是十分清楚的,故在抵达杭州接管大营之后,他便下令淤积在新嵊盆地的大军分批撤退,只保留了新嵊总兵辖下数千人马屯驻于嵊县县城,以为警戒,其余大部分则返回了分别位于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营地,镇守地方。
但现在形势很显然已经倒向了对朝廷极为不利的一方!福全其实很不明白,非常费解,黄衣贼为何三番五次要盯着他们打,而且甚少进行对话,这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像这次,黄衣贼先是用大批舰船在嘉兴、松江一带游弋,似有大举登陆之意(甚至已经派了少部分人登陆以迷惑对手),成功吸引了包括杭州在内的诸多府县兵来援,一下子就吸引四五万人靠了过去,令其他地方露出了好大一片破绽,比如绍兴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