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9年4月，鸭绿江畔已是春暖花开、冰雪融化的季节。

廖得功上尉行色匆匆地从长甸乡（隶属于宽甸县）赶到了宽甸县，这里刚刚接收了很多移民，正在忙于春耕的筹备工作，因此作为辽东军管区的最高长官，廖得功百忙之中还是过来了，打算看看这边的情况。

宽甸县城刚刚接收了超过两千五百名移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移民除部分是来自山東西四府的灾民外，另外还有超过一千五百名来自南方宁波府的移民。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仔细想想的话其实也很正常，无他，只怪如今宁波府的人口密度有些高了，据估算总数不下百万（乐观的人甚至猜测可能有一百二十万的样子），不得不向外输出人口。

一百余万人口，拥挤在宁波府十县（含东岸人占据的台州府北半部临海、宁海、天台及舟山群岛改来的舟山县四地）范围内，确实是有些密集了，尤其是当地除宁绍平原外，南半部分以山地居多，虽然利于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但粮食产量终究有所不足，不得不每年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大量南洋稻谷过活。

经济的繁荣、食物的充足，以及相对良好的卫生习惯的养成，使得宁波府的人口开始了高速增长，山東、黑水一度成了宁波的粮食、肉鱼来源基地，每日里竭尽所能供应宁波日渐增长的需求。

这样一种经济模式本来运行得还是蛮好的，只可惜被连年的灾难给打破了：山東水旱蝗震四灾频发，大量难民涌入登莱（梁向俭也在莱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张），导致登莱粮食完全不够吃，百姓面临着饥饿与死亡的威胁。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宁波府也被迫毁桑改粮，大量农田被改种粮食减少自身消耗，就连一些茶园都被种上了豆子、红薯等杂粮以补充库存，好让从南洋输入的稻谷可以被更多地运往山東救急，这些无疑都慢慢促成了宁波府经济模式的转变——粮食种植业是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的（相比生丝行业而言），而且因为对外贸易的锐减使得商业凋敝，所需要的从业人口大减，故原来繁华无比的定海港街头一夜之间多出了很多衣食无着的城市贫民，他们没有了工作，家里却还有妻儿嗷嗷待哺，几乎成了宁波府的一个社会问题。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向外扩张并输出移民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否则很可能会出乱子。而南方、登莱两大开拓队在多番协商之后，目前已经初步确定鸭绿江右岸的辽东大地为第一批宁波移民输出目的地。更准确地说，目前名义上归属登莱开拓队管辖、地广人稀的丹东、宽甸二县将成为首批接纳宁波移民的地方。

考虑到在安全形势复杂的辽东地区垦荒，花费势必不小，因此接收移民不是无偿的。事实上按照规定，每个来自宁波府的移民都必须为每亩荒地支付高达七元的对价，否则就只能在辽东大地上租种国营农场的荒地。同理，目前安置在丹东、宽甸二县的山東西四府灾民也不可能无偿得到已经分发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同样需要为自己的份地支付十元每亩的购地款，且没有选择租种与否的权利，所需款项一律从日后他们的土地收入中扣除，并计算利息。

这样的条件说不上多么优裕，但也绝对算不上苛待。西四府灾民们自然无从选择，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政府的安排，而宁波府的移民们在凋敝的经济形势的倒逼下，其实也没太多选择的余地，他们只能拿出自己仅有的积蓄——有的人甚至需要向亲朋好友商借——向登莱开拓队一次性缴纳了购地款（五亩起购，三十亩封顶），然后带上自己的行李和家人，黯然离开了自幼生活的宁波，踏上了出海谋生的道路。

中国人——或者说炎黄子孙——在东北的移民大幕，在明末中断了数十年之后，再度徐徐开启。与清末那会山東、河北移民为主不同，这次主要是以山東西四府及南方宁波一带的移民为主；清末那会闯关东的移民先辽西、后辽东，最后北满，一步步填满空白的黑土地，且与俄国人、日本人多多少少存在着一种移民竞赛（当然这种始于1904年左右的竞赛最后以中国人大获全胜而告终，因为在二十多年后中国人已经有了3000万，而日本人不过区区几十万，俄国人最多时也不过一百多万罢了），这次是先辽东、后辽西，且外东北与北满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东三省这片辽阔、肥沃的土地，终究还是落在了炎黄子孙的手中（这次还多了个外东北），区别只不过是哪个政权主导这种行动罢了。

“移民安置工作必须要做好，不然大家整日里光担惊受怕了，哪还有心思种地垦荒？”廖得功上尉满腹心事地拍了拍地头某个满是弹丸坑洞的木柱子，说道：“丹东县去年的垦荒收成只能说马马虎虎，甚至还不能抵充数万垦荒移民的粮食消耗，不得不让朝鲜人紧急输送了一批粮食过来才勉强堵上了缺口。这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