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正一副真心受教的样子，让赵昺有心‘点化’下这个童年伙伴，当然也有栽培之意。要知道陆秀夫虽然贵为国公，身居相位，但是也终有致仕、离世的一天。而其子嗣众多，儿子就有九个，可能够袭爵的也只能是嫡长子，其余的儿子在析产后就要各奔前程。

因此这些世家高门家族也存在危机，当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法让其他子弟博取功名，进入仕途，不仅能兄弟间能相互帮衬，也能让家族长盛不衰。而此次陆秀夫让曾与赵昺有旧的陆正随行，其中也不无为其的前途着想的念头。

赵昺当然也不会什么人都用，而他培养新贵除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外，也有利用他们打压传统世家的意思，以此来推进自己的革新。但他也不想做前门去虎后门进狼的事情，任他们坐大，以致朝中门生子弟遍及官场，从而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陆正现在的表现尚让他满意，也就不吝点拨一二。

正所谓“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在先秦时期的兵法著作《尉缭子》中，记述了那个时代真实的行军速度，步兵日行仅为三、四十里的速度。但赵昺经过实践也意识到虽然军事科技和道路条件在历经千年的不断发展，，除了现代化的机械部队以外，对于步兵、骑兵而言，历经千年并没有长足的进步。

所以自秦汉到明清，关于行军速度这一方面，《尉缭子》中提到的行军速度，也是古代军队普遍的速度，而在急行军的损耗问题也没能很好的解决。在近现代的马匹耐力赛中，无负重的最优秀赛马可以在接近一天的奔跑中保持每小时接近二十公里的速度，一天下来，在大量马匹掉队的情况下，部分马匹也能跑到一百多公里。

在《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一书中，记载了解放军四百人左右的骑兵奔袭两百公里，花费了四天时间，最终只有四十名骑兵抵达，且保持了较好的状态，剩余的骑兵全部掉队，由此可见，在纪律性和组织性远超旧时的近代军队身上，骑兵奔袭作战尚且如此困难，损耗率接近百分之九十。

所以在古代，运用这种轻装简行的追击战术，对于骑士和马匹的损耗，只会更加的惊人，也就需要古代将领慎重考虑。且早在春秋战国成书的《孙子兵法》就强调：“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倍道，也就是用加倍的速度行进、兼程赶路的意思。也就是说，每天一百里的强行军，只有体力好的士卒可以跟上，体力差的只能落在后面，高强度的急行军只会导致大量的士卒掉队。在种种制约下，古代军队的“常行军”不过三十里到四十里左右，而一日行军一百多里，几乎是丢弃物资、轻装简行之后所能达到的行军速度极限。

赵昺也明白换在当下，如果敢于面对大量骑兵掉队、到达的骑兵马匹无力冲刺、事后大量马匹残废报销，无法再充当战马等种种损耗情况，宋军的轻骑兵是同样可以做到以如此速度的急行奔袭，只不过付出的相应代价也颇为惨烈。

而在骑兵作战运用中，马匹的耐力十分有限，依仗的是马匹奔跑时的冲击性，人马俱疲的情况下，能否继续作战，这都是难以解决的矛盾，因此当付出的代价和不可预知的战果难以判定时，即便是盖世名将不敢轻易使用，更多的是在赌

因此，避免行军后作战，是古代军队的重中之重，即便是以耐力颇佳闻名的唐末五代第一强军“沙陀鸦儿军”，身上同样无法免俗，鸦儿军的最高指挥者李存勖就对此十分重视。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遇上某些特殊情况，轻装上路的军队也可能达到日行百里。赵昺就知道历史上诸如嘉靖时期仇鸾部众一昼夜的行军速度达到一百五十里的倍道行军并不鲜见，但能在急行军之后，像仇鸾军一样保持战斗力的却不多……

“如陛下所言，《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了曹操在当阳时急行军追击刘备的情况：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那张翼德在长坂坡上独挡曹军十万，并非是因其之勇，而是曹军疲不能战！”听了皇帝的一番讲述，陆正若有所思地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