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皇宫后殿的气氛有些沉闷，在座的除了赵昺，还有陆秀夫、文天祥和王应麟，及兵部尚书陈任翁、枢密院副使韩振列席。这次会议应该算是特别会议，专门商讨‘阆中事件’的应对之策。

此时两份文卷在几个人手中传阅，一份是川蜀制置使刘师勇及第十军都统张达两人关于阆中事件始末的联名上书和一份来自蒙元方面的所谓‘捷报’。而在赵昺手中还有一封来自事务局川蜀站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在‘阆中事件’发生的次日第一时间就通过自有渠道传回了临安，比之蒙元朝廷获悉还要快上两日。

来自现代的赵昺同样清楚通讯的重要性，他在收复江南后就利用蒙元方面设置的完备驿站系统重建了自己的消息传递网络。同理，每收复一地最先恢复的就是驿站系统，以便朝廷能够在获知后尽快做出反应。以致军中皆言，最快的船和最好的马都不在军中，而是归驿传系统所有，可驿站就是皇帝家的产业。

所以赵昺已经通过事务局方面最先了解到阆中事件的内容，但是探子们终归不是军事出身，对于战斗经过描述的有些含糊不清，但也足够他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判断。而刘师勇两人的上书则详细描述了战斗的始末，更为专业，也便于判断失利的原因。

结合三份报告，可以看出事件的发生是件有预谋的，而主要原因则是来自于蒙元方面的内斗和汪氏对利益的争夺。因而起因绝非是汪惟孝所称的是突发事件，也不是刘师勇所说的双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的遭遇战，应该算是件政治事件。

赵昺据此分析，还原了事件的本来面目。事件的起因应该是在双方和议签署后，汪氏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而与试图获得储位的甘麻剌一方相勾结。阔阔真方面因为铁穆耳长期滞留大宋，将此归结于汪氏，从而栽赃陷害汪平昌，以此打压汪氏，试图逼迫其遵旨退出西川。

至于这场战斗宋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也绝没有蒙元方面捷报那么夸张，反而是他们的损失要大的多。不过历来战争都是这样的，虚报战功也是难以消除的顽疾。不过其中也有个规律，越是宣扬的大胜，其实往往背后就是惨败；而彼方宣传损失惨重，其实却不一定有那么大。

不过赵昺也从这场战斗中看出战斗形势的改变，而其中也有教训。据张达报称，此次与汪氏发生冲突的是第十军三师二团，他们受命乘船溯江而上前往阆中地区接收。因为汪氏一直不肯遵守和议退兵，双方时有冲突，因此各部都十分警惕，他们一边遣人与汪氏方面联络，一边在渡口构筑了营垒。

汪氏方面当然是拒绝退兵，理由自然是千千万万，于是宋军派出先遣营向阆中城侦察前进，途中遇到敌兵正驱赶城外百姓向汉中方面前移。要知战争的起因虽然各有不同，但古代战争的目的皆是人口、土地和资源，而宋蒙间的协议是不准迁民，不得破坏耕地及生活、生产设施和房屋。

先遣营见状上前阻止敌军驱民，而蒙元方面不但不停止，反而开始屠杀不肯走的百姓。宋军与敌爆发了冲突，己方兵力占优，但仍然保持了克制，双方只是发生了打斗，敌军不敌撤退。但很快又有大批敌军赶到，仍然试图将百姓掳走。

这时形势反转，敌军兵力占优。为首者称城外百姓皆是汪氏家族的驱口，乃是私产，不在协议禁止之列。宋军上前与其理论，他们不仅不听，反而继续屠杀百姓。宋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制止，击毙击伤敌军十数人，敌军眼见不敌，裹挟着剩余的百姓退走。

宋军为抢回百姓，随后展开追击，当他们追击数里后，突然发现周围高地上伏有至少两个千人队的敌军，旗号乃是汪氏统领的军队。他们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战场，占据了战术优势。宋军领兵的指挥使作战经验还算丰富，知道一旦后撤就会遭敌的追杀，但他们所处的地方平坦无遮，只能面向敌军排开横队列阵，与敌对峙。

但是敌军并没有即刻发起进攻，而是以逸待劳，不断的击鼓鸣号进行骚扰，而宋军只能在夏日午后原地备战一连几个小时，不免露出疲态。而这时敌军发起了冲击，而宋军手中的枪炮当然也不是烧火棍，当他们推进到射程之内时，枪炮依次开火。

汪氏将领还保持着身先士卒的传统，结果各级将领竟然在第一轮射击中纷纷殒命，上百名士兵也非死即伤。可是汪氏军队士气高昂令他们很快稳住了态势，并没有溃退，他们硬是顶着宋军的枪弹向前推进，并不断发射弓箭攒射。

但是在付出巨大的伤亡后，敌军推进缓慢，而后他们改换了队形，以纵队形式用盾牌遮护向前攻击。宋军的火枪穿透力也只能在射穿盾牌后，击毙或击伤持盾者，也无法伤及后边的人。而他们装备的重武器也只有百子铳和迫击炮，火力有限，难以对敌造成大规模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