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即为蒙元江东行省治所，管控十分严苛，一言以蔽之是‘内北国而外中国’，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对士绅极力打压，许多人因此破产，或出走他乡，或而被迫从贼，因此对蒙元十分痛恨，思念我朝！”刘辰翁言道。

“不过蒙元对乡间的控制却又颇为松懈。对江南地区所征收的赋税，较之我朝尤轻，官府对民间的管制更是微乎其微，豪门大户可以大肆土地兼并，经营商业，甚至也可以参与到地方治理之中，士绅们俨然成为地方之主。”

“时人言‘蒙元法网疏阔，征税极微。乡间僻野，颇称乐土。一家雄据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腹里）汉儿百姓……更田多富户，每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石租子的，占著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因此乡绅们对元廷感恩戴德，与其权贵牵扯甚多。”

“王师还朝后，朝廷重新厘定土地，清查叛逆，许多与元廷往来过密的乡绅被清算，其土地被收，佃户被遣散。又向乡里派遣管理，管理乡间事务，其势力大不如前。而我朝又实施士绅一体纳税，按照田亩收税，使得他们的税赋增加，且没有了减免税赋之权，难以再依靠隐匿兼并农户的田产。以致无法招揽佃户，耕种自己的土地，甚至导致田地撂荒，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势力。所以这些乡绅们是朝廷新政是对他们的清算，因而对我朝心怀怨恨！”刘辰翁缓了缓言道。

“此外，我朝北伐，矢志收复故土。江南的士绅们担心朝廷向士绅加征赋税，自己的负担加重。又担心一旦收复旧都，朝廷必然迁都江北，以致江南繁华不在。又怕收复江北后，朝廷为了实边会从江南向江北移民，会让他们流离失所。”

“哦，原来如此。”赵昺点点头道，而心中也豁然开朗。

常言道：有压迫，就有反抗！蒙元为了维护统治，对前朝世家豪门进行打压，而这些传统的世家则多居于大城，或是繁华之地，所以遭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士绅在中央政治中无法发挥突出作用，自然痛恨蒙元，怀念旧朝；与之相反，那些居于乡间和偏僻之地的乡绅，却钻了空子，利用自己过去的权威，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因此致富，而这些利益既得者自然对蒙元年年不忘，对当朝愤恨不已。

但是赵昺以为在乡士绅并非皆是如此，如身边的倪亮一家、庄公从兄弟、伍隆起等等许多人皆是乡绅出身，但是在国难之时，他们纷纷毁家赴难，率乡民勤王。而在行朝转战两广的时期，也有诸多乡绅捐钱、捐物，可以说这一部分人为复国做出极大的贡献，所以对乡绅不能一概以劣绅视之。

不过刘辰翁看似无心的几句话还是给了赵昺很大的启迪，让他意识到士绅集团也非是铁板一块，他们之中也要分左中右的。

而今那些追随，或曾经追随行朝的士绅，他们许多人随着朝廷的回归，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有授官的，有封爵的，有蒙荫的，他们已经成为朝廷坚定的支持者。

还有一部分就是如刘辰翁所言的官宦世家，他们祖上曾经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后致仕还乡成为当地士绅，但是子弟又多有通过科举，或是蒙荫进入仕途。这些人家中颇有财产，在地方又有声望。在蒙元入侵后，一些人如江氏兄弟召集义军勤王护国，为国尽忠。

也有些人在亡国隐居乡野，不接受敌朝的征辟，蒙元对这些不识时务的前朝遗老遗少自然是竭力打压，进行迫害。这些士绅一部分舍弃所有，追随着行朝转战南北；一部分在行朝迁琼后，也通过各种渠道投奔行朝；另一部分为国守节，为逃避蒙元的迫害隐姓埋名四处躲藏。

这部分士绅投奔行朝的，大部分都得到了重用，甚至成为国之重臣，或是新贵。而那些守节的士绅，在回归江南后，朝廷归还了他们的田产，恢复了他们的功名，征辟官员也优先从中选拔。但是赵昺为了能保证新朝政令畅通，同时也出于维护皇族的私心，对官宦世家进行了压制。因而这些士绅应该还算是利益既得者，但他们对皇帝仍处于观望期，算是中间派。

偏据乡下的那些正牌乡绅，多是过了乡试和州试的士子，或是些当了一辈子小官僚的致仕还乡的小官僚，他们的人数最多，与朝廷的粘结度不高，甚至还有些怨念。他们靠着身上些许功名和特权得以‘闻达’乡里，成为乡间的‘权贵’，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就是一方土皇帝。

而蒙元入侵对他们影响不大，甚至还有些利好，前朝自然也就很快成了忆梦。对于新主子说不上多么上忠心，却也颇有好感，但士人在蒙古人眼中不值钱，得到入仕机会的人很少，大多数人主动承担起维护乡间秩序的责任。

不过乡绅们受制与权力和影响力有限，也难以做出大奸大恶之事，没有被朝廷彻底清算，只是失去了部分财产，而随之以来的新政，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和乡间话语权，让他们的利益受损，当然反对朝廷和皇帝新政的声音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