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秦帝国的大胆举动，儒生们必定会认为“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烈，为祸之深也”。但是他又以为历史自有其惯性。然惯性，并不代表大势，秦帝国若屈从惯性，未必不能如同三代，坐享数百年的国运，但也未必能够实现历史上的首次大一统。而在他们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被打压的下场也就不可避免了。

汉在甩掉一切旧有的包袱之后，华夏土地以新建的汉帝国的形式轻装上阵，这个帝国真正深化了此后沿用两千多年的吏治国家制度，因此后世常用意义上的秦制与其说是秦制，不如说是汉制。赵昺以为秦只是确定了各项制度设计的表层工作，汉则真正赋予了吏治制度以内里灵魂。

汉代的治法，无论是黄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纯任儒学，这些情形都是当时人就能清楚看见的，作为后世的观测者，如果只知道当时人即能知道的事实，那么这种肤浅是缺乏对事实的敏感度的结果，它带来的困境就是对大变革时代的巨大隐线的视而不见，把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归因为少数统治者的偏好。形势殊异，重要的不是具体地措施，而是措施所勾勒出来的整体的脉络局势。

所以赵昺认为对汉家制度的真正最有价值的论述来自中兴明主的汉宣帝。宣帝的太子即汉元帝认为宣帝用刑过于严厉，建议他多任用儒生，汉宣帝勃然作色，汉家自有自己的法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为何要单独重视德行教化，仿效周朝的制度呢，况且普通的儒生不知道时事，喜欢以古非今，让人困惑形而上的名实，不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哪里值得委以重任。汉宣帝甚至断言将来使汉家衰败的就是汉元帝。

汉宣帝的话有这样几层意思，汉家制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这种制度是从始贯穿的，并不是汉宣帝自己创立的，道德教化不应该忽视但必须有限度，周朝的制度不合于现在的社会实际，汉家的治理注重实际而不是庙论，儒生缺少行政能力应当慎用。

总结可以看出，汉家走的是一条彻底地吏治国家的道路，这是秦制的延续，而非周制的复辟，表面上的黄老儒家法家都只是点缀和手段而已。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吏治使国家真正稳固。

所以赵昺的理解是汉帝国虽然是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但是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

不过儒生们此时也开了窍，在秦帝国时异常顽固、反对新制度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汉代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思想并不决定位置，而是位置决定思想。他们的参与弥补了赤裸裸的法家国家的道德困境，使得任何政治斗争的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以此对君主的权威进行限制，在这些情况下，儒家实际上异化成吏治国家的儒家。

入唐后，儒家开始得到了重视，但也是有历史的现实性。事实上三教在唐代都是获得极大发展，佛教重禅宗，道教重玄学，儒家重立经学以及心性学雏形，它们的发展其实依然是魏晋玄学讨论的延续。儒家主张礼乐文明并不违背人的自然天性，因此要文明。

道家主张与此相对；两派讨论至五胡乱华，两派都失去讨论的社会基础，此时佛教空论破有破无，两者皆空，趁势而入；破而不立是不可能持久的，道家重玄学便兴起，破有破无破空，重新回到社会现实里来。而随着大一统到来，人类还是需要文明，因此儒家代表礼乐文明的儒家在唐朝得以复兴，思想逐渐成为主流……

所以两人对话看似只有几句，其实却暗藏机锋，内涵丰富，包含了千百年的治国思想。王应麟让自己学习唐太宗包含的另一个意思便是秦皇汉武不用儒士，结果一个两世而亡，一个晚年凄凉，但是唐太宗却开创了一个超越前人的盛世，陛下你想复兴大宋，却想抛弃我们，下场肯定很惨，你要好好考虑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