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李谦虽然当下处境不佳，但是毕竟位居中书平章。中书省向来为历朝皇帝直属的中枢官署，政权执政中枢部门，不过历朝历代中书省的职权相似，但并不尽同。

比如宋前期的中书省仅存空名，与门下省并列于皇城外两庑，所掌只是册文、覆奏、考帐等例行公事，宰相办公处称中书门下，中书令不真拜。中书舍人亦为寄禄官，不起草诏命，而另设舍人院。中书舍人亦为寄禄官，不起草诏命，而另设舍人院，置知制诰或直舍人院以掌外制。

元丰官制改革，将中书门下职权分属三省，恢复“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的唐制、并任命实职省官。同时废舍人院。中书令仍虚位，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为宰相。然因三省分权制影响行政决策效率﹐实行中改变为由宰﹑执事先共议于政事堂﹐奏准后以”三省同奉圣旨”行下。南渡后，中书省与门下省再次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改称右丞相，中书侍郎改称参知政事。

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以札鲁忽赤掌政务﹐大札鲁忽赤是最高行政官。随着蒙古统治地域的扩大，在中原和西域各地区颁布政令以及征收贡赋、任免官吏等事，都需要行用文书。窝阔台南征驻跸云中时，仿照中原官称，必阇赤长分别称中书令和中书左丞相、右丞相，同时将必阇赤机构称为中书省。但这只为适应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而权宜使用中原官名﹐并未成为蒙古国的定制。

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后，始采用中原官制，设立中书省以总理全国政务，为最高行政机构。其设官沿袭金尚书省之制，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时则缺。实际长官为右丞相、左丞相总领省事，统率百司。平章政事四员，为丞相之副贰；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两员为执政官，统称为宰执。因门下、尚书两省皆废，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

后因阿合马被杀事件，忽必烈一度废除中书省，恢复尚书省掌权，真金继位后为了提高汉臣的地位，又再行恢复中书省，安置汉法派官员，以巩固自己的帝位。但又为解决财政问题，又不得不启用桑哥，导致中书省地位下降，尚书省位置上升。

李谦虽然失势，人微言轻，但职位终究还在，作为宰执的一员，还是有权参加议政的。所以他比其他人对国事的了解要远超常人，加上与大汗真金的良好关系，又能接触到机密之事，知晓当前战事详情，甚至比些宰执更多也就不奇怪了。

李谦可以称得上当代大儒，学识渊博，又曾辅政，参与决策，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因而对于现下的战事做出清晰的分析也就顺理成章了。他的话虽然没有说服殿上的所有人的，但是已经取得了大多人的认同，尤其是大汗真金和安童，这让紧迫的形势发生了转机。

经过密议后，大家达成了共识。认为以南朝当前的兵力和财政状况不足以支撑全面的对元战争，应该是一场意在改善江南被动的防御态势的局部战争。现下虽然是进军神速，攻势猛烈，主要还是己方两淮兵力抽调过多，导致防线薄弱。且事发突然，各地疏于防备，使得己方一溃千里，连连失地。

但是随着宋军深入两淮腹地，战线被不断拉长，补给线也随之延长，需要派兵留驻收复的重镇，会进一步削弱其本就不充足的兵力。而己方在最初的慌乱后，各地也会有所提防，签征兵力加强戒备。如此一来宋军强劲的攻击势头会被逐步遏制，也为朝廷调动兵力增援赢得时间。

基于李谦的论断，大家认为淮西的宋军主要目标是襄阳和寿州，且分别从鄂州和江州、芜湖出兵，路途遥远。两地得到预警后便会加强防备，宋军想一战而下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以宋军的攻坚能力，襄阳尽管城高壕深，可终归缺乏可战之兵。而己方即使当下调动兵力千里驰援，恐怕也难以赶到城破之前赶到。

真金等人皆以为淮东方面局势最为严重，盱眙已经失守，山阳也危在旦夕，宋军随时可以北渡黄淮进入淮北地区，进攻南朝的南京商丘，甚至东京汴梁。但他们现下面对逼近的宋军似乎却束手无策，河南山东地区的蒙军大部皆已南渡，而宋军号称十万在南朝小皇帝的率领下步步紧逼，可以沿着运河随时北上，而他们要派出的援兵还远在大都附近，根本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