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肯定会说，普通百姓每月二、三贯钱就能生活的很好了，官员们怎么也不他们富裕，纯粹是无病呻吟。其实以赵昺来看大部分官员日子还是很拮据的，当然要比普通百姓相对要好些。其中缘由还是和科举考试以及家族制度的盛行有关。

科举考试兴起之后，门阀政治转向官僚政治，大批出身贫寒的士人走进仕途。宋朝之前，官员多出身于门阀士族，有家底，无须考虑俸禄来养家糊口。宋朝官员的家庭成员与现在是不同的，官员普遍家底薄，负担重。现在基本上是以小家庭为主，即使算上双方父母，每家最多也不过十人，而宋朝聚族而居的观念比较盛行。

因为科举及第者，在大家族中处于相对显赫的地位，可以享受官府的种种优待，有诸如免除服役，官户所交田租有所减轻等等福利，所以同族中的其他人更加倾向于和他一起居住。打个比方说，宋朝之前的官员，是官二代官三代，不指望工资过日子。而宋朝的官员，是凤凰男，一个人挣钱家人一起花，即使收入不菲，也经不起这么多人分。

不过这些都是有品级的正官，下边还得有人办事，这就是胥吏了，他们的数量基本上与正官的数量相比是十比一，数目极其庞大，他们也要养家糊口过日子。而世上根本没有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的好事，当然也要给付薪俸，否则谁替你跑腿办事。

当前赵昺一直对冗官之害保持警惕，当下朝中有官员不过千人，地方各级官员在万人左右，而胥吏也在十万人之内。看着不少，但与过去大宋四、五万正官，二、三十万的胥吏相比已经是大大减少了。但即便如此，一年俸禄的支出也在千万贯左右。这还是队伍比较年轻，将来还要有致仕、赋闲的官员要养，同样是一笔大的开支。

而开支的另一个大头就是皇室，当下赵昺例行节约，老婆都不敢多娶，亲戚也不敢多认，出门更是轻车简从。但是维持整个皇家的门面和正常运转，开支也是以百万计的。来日等穷亲戚纷纷上门讨封，那时候钱就如流水般的花出去了。

此外国家不止是养兵、养官和养皇帝，还要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兴修水利、修桥补路、赈灾救济，抚恤贫苦等等都是要花钱的，一年下来这钱也不是小数目。去年，赵昺大规模的修复沿江城池，巩固边防花的钱都无法计算，他估计平常年份这些支出也不会少于千万贯。

所以说要保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一年下来最低限度也需要四千万贯的财政收入，而朝廷一年的收入又有多少呢？要知道现下赵昺占据的国土尚不如南渡之初，少了两淮和川蜀地区，而这两处历来是朝廷重要的税赋来源地，加上收复江南之初又免了许多地方的赋税，因而正赋的收入他预估也就在五百万贯左右，远远无法维持朝廷的运转。

收入的大头还是茶、盐、酒、坑冶、榷货、籴本这些专卖及商税是大头，赵昺预估能在三千万贯左右，他觉得这其中尚有潜力可挖，因为南宋最高的时候商税曾达到过六千万贯之巨，当然这是在苛捐杂税如牛毛的基础上。所以要达到这个数目还是要进一步发展工商业，扩宽税赋渠道。

另外一个重要的税赋来源就是市舶司的关税，在赵昺的大力扶植下，海贸再次兴旺起来，他估计全年各个港口收入的关税收入可达到一千万贯强。再有就是上供紬绢丝布合本色及其他杂税等有二百万贯左右的收入。几项相加大概就在六千万贯弱，勉强能够实现收支平衡。不过今年两场局部战争开打，财政平衡就会被打破，出现赤字基本上已经成了定局，而窟窿朝廷一定会甩给赵昺，由内藏库买单。所以说大宋能否有结余都在于他剩了多少钱。

而此次赵昺用兵江北，欲夺取川蜀和扬州绝不是意气用事，也是有着深层次的考虑。我们都知道在边境地区一般都会划分出战略缓冲区。以该区域作为迟滞敌人进攻，为我方组织反攻提供准备时间的弹性防御地带，即使其本是沃野千里，可能的发展也完全不在考虑之内。

因为从这些地区终将沦落为作战区域看，任何尝试恢复生产的措施，反而都是不经济的。举个现实的例子，看看现在沿海经济圈中福建的发展历程，就明白在可能的战争威胁下，战略前沿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如何迟缓了。而当下紧邻长江的苏杭和太湖区域的常熟、无锡都是重要的粮食和税赋地，因而万不能将战火烧到这些区域，也就有必要通过反击保证这一经济带的安全，大有不得不战的意味。

所以说现在大宋的实力尚远远不够支撑长久的战争，而执意为之只能通过增加税赋，从百姓身上榨取。他们每年承受超出承受力的税赋，还要随时接受征召服徭役，甚至当兵参战，能受得了吗？如果老百姓生存都有困难，还有心支持战争吗？作为一个“政府”，如果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能不起来造反吗？

同样，所有的收入都用来支付战争费用，那么政府行政开支怎么办？致仕后的官僚的俸禄怎么办？现职官吏的薪俸怎么办？没有钱，这个“政府”能存在吗？赵昺这个“政府”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存问题，到时破产的不仅是政府，大宋也许就不再属于赵家了。

面对‘少壮派’们北伐的呼声，他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赵昺就不能不有所作为，在回复中或是解释、或是训斥、或是安抚，以此来让他们能安下心来搞建设，等待北伐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