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由此可见历朝历代皆是以农业为基础立国，可到现今问问最苦逼的人群是是谁，二十年前的答案依然百分之百是‘农民’。在宋代农民占据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那么田赋也就成了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

宋代的田赋征收以田亩为依据，将田亩按土地质量分为若干等，按等确定每亩税额。仍沿袭两税法，分夏、秋两次缴纳，夏税六月一日开征，税额以钱计。秋税十月一日开征，以米计。宋初曾按中、下两等均定田赋，田赋缴纳物有固定的品种，如夏税以征绢为主，用于军衣及官吏衣料之需；秋税以征粮谷为主，用于军粮民食之需。

宋代两税按亩征收，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可是经不住有人会变通。赋税虽有规定的征收品种，但官府可根据当时需要，变换征收品种，这就是所谓折变之法。按规定，变换品种时，必须使它们的轻重即价值相等，但实际折变时并不遵循这一原则，折变成为官府利用物价波动搜括民财的一种手段。

另外，田赋按规定应在当地缴纳，但官府常常“以有余补不足”为理由，把所征物品让百姓从此地输往彼地，从近处输往远处，这就是所谓支移。支移所需费用完全由纳税人承担。不愿支移者可以纳钱，称“道里脚价”。百姓为了免去远输之苦和支付道里脚价，往往到指定的税粮输纳地购粮缴纳。地方官往往借支移之名盘剥百姓，本来可以就近入仓的税粮，也强迫百姓缴纳道里脚价，直至将支移脚价并入正税征收。

宋代田赋在支移、折变之外，还有其他各种附加，如属手续费性质的头子钱，名为储粮备荒的义仓税，以及沿袭五代的农器钱、牛革筋角税等。另外还有蚕盐钱，醋息钱，市例钱等等。附加税项目众多，且不断增征，寸积月累，很快超越正税，最终农税总额在南宋末叶逾超正税三四倍多。总之，北宋以至南宋，田税的附加税名目繁多，有的遍征全国，有的专征数郡或一地，有时兴，有时废，不一而足。

除过依照土地征收的正税及附加税外，针对农民的还有徭役。宋朝的主户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差役的负担十分沉重工，一些有权势的地主都要设法逃避，最后大都落到中、下户头上。他们一旦承担了主管官物，负责辇运的衙前等重役，往往倾家荡产。另一种杂徭，则几乎全部由农民来承担。以致朱熹都看不下去了，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赵昺前世也算半个‘宋粉’，听罢庄世林的解说立刻粉转黑了。这哪里是人人想穿越至此的大宋，分明就是黑暗的‘旧社会’，即便是在被标榜为清明时期的仁宗、神宗朝也与史载相差甚远。就说义仓税，它就源于以亲民著称的仁宗皇帝，当时主要面向富裕农民征收，即三等以上户及大中地主，以处义仓防备水旱。可到了哲宗朝就改为纳粮至地方仓库，以之补充国家的经费。于是就失去了义仓的原意，成为一种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