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都邑给赵无恤最深刻的印象，不是到处设立的粥棚，也不是归之如流水的郓城、大野泽民众，而是这里的一种气质。那就是多数人的尊卑有序，以及守礼、鞠让。

冉求介绍说，孔子门下的“升堂”弟子们都被放到了各地的百户小邑中管理里闾，而在中都之郊负责接待流人的则是冉雍，字仲弓。

冉雍同样二十出头，他是冉求的同族，但已经血缘疏远，沦为卑贱的庶民，连士都不是。他长着一张忧郁的长脸，头上是圆圆的发髻，笼着宽袖让人将冉求运回的粟米搬运下来。

在得知冉求因为兵卒带的太少而在涂道上遇袭后，冉雍出言安慰他道：“大野泽的群盗也是活不下去的民众，我幼年卑贱，故知其苦痛，若是能以德化民则可以解决，以兵甲进剿却收效不大。”

他倒是一眼看穿了群盗肆虐的缘故是部分鲁国领邑大夫的残暴不仁，但却主张非暴力不对抗，显得有些迂腐。

赵无恤与之见面后想：“这大概就是他以德行闻名，而不以政事见长的缘故罢。”

不过把出身卑贱而有怜悯之心的仲弓安排在这里是很有效的，他一会亲自搀扶老者，一会又低声劝说他们不要慌乱，安抚了流民们惊惧的情绪。

于是民众们进入这里后，仿佛放下了争心，因为孔子以牺牲军备为代价，换取粟米维系着流民们的生活，并尽量拨出土地安置他们。离秋收也还有半月时间，郓城和大野泽的流民源源不断进入，但孔子似乎想不到拒绝他们入境的理由，也想不出能广增粮食的法子，所以才让冉求去汶西、宰予去曲阜借粮。

冉求虽然运了十来车粟米，但面对千余徒然涌入的流民，依然是杯水车薪，只能熬粥勉强维持几天。

就在此时。赵无恤出面了，他对冉雍说道：“甄城和廪丘虽然也不富裕，但撑到秋收是没问题的，余可以将廪丘府库里的部分粟米运抵中都邑。也算余身为子贡之友人，为孔子做些事情。”

冉雍忧郁的脸色一松，拱手行礼道：“谢过赵大夫，不过此事还需夫子应允，且非为夫子一人。是为千余黎民也。”

赵无恤微微点头，据他观察，仲弓虽然有些迂阔，但也不失为一县之才。

进入中都邑外郭后，赵无恤则发现这里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行人相撞也不争吵。田亩恢复了原始的西周井田制，国人在完成私田里的劳作后，不用兵卒、乡老来催促就会自发前往中央的公田开耕。一位身穿葛麻粗布衣物的中年儒士带着一位弱冠少年携壶浆来犒劳。朝他们行礼表示感谢。

“子骞师兄，赤！”冉求站在路边，远远朝那中年儒士和少年招手。

“子有师兄！”

少年扭头一看面带喜色，而中年人则先与农人们说了几句话后才走了过来，他目视长达数十步的赵无恤车队，一看就知道是贵人经过，便正了正衣襟，带着少年一丝不苟地拱手行礼。

原来中年人名为闵损，字子骞，他三十余岁。属于孔子年纪较大的弟子。他穿着简朴，面容淳厚朴实，以孝而闻名，据说孔子曾称赞他：“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而那个年岁比无恤还小一些的少年，则名为公西赤，他头上还留着发鬟，眨巴着眼睛朝赵无恤的旌旗和戎车，还有威风赫赫的武卒猛看。他是冉求母家的孩子，也被送来向孔子求学。因为天资聪慧，很有希望成为升堂弟子。

当赵无恤问孔子如何治民时，闵子骞答道：“夫子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民众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故有所成。”

公西赤则如同背书一样摇头晃脑地说道：“夫子曾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众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话虽有一定道理，但赵无恤却不认可恢复井田这种呆板的做法。

井田的维持是与宗周的历史特点相结合的，到了春秋时已经极其不适应，鲁国曾初税亩、作丘甲，齐国相地而征衰，晋国也有作州兵，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改革和适应。私田税亩是未来必然的趋势，儒家怀旧的情怀和复古的执拗也无法阻止这种情况浩浩汤汤发生。

赵无恤暗暗想道：“所以孔子此人的为政也有些复杂，他一方面知道乱世里兵甲的必要，足食的重要，却依然把恢复周礼作为根本大法，想以井田为经济基础，尊卑有序的礼乐为纲来治民。来到中都后，我便看到了他所建立这个‘乌托邦’的局限性。”

当是时，早期儒家还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对时代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

只是心里想和嘴上说是一回事，但实际贯彻起来又是一回事。就和后世墨家批评儒家的，说这些人能高冠儒服坐而论道，但站起来做事却无从下手。比方孔子和其弟子冉雍都知道富民是必要的，但若是仔细追问如何“富之”，具体要怎么做，他们恐怕又说不出太多的策略。

早期儒者有一个质朴的理想，知道理想要到达的彼岸是“致尧舜”，却因为不会游泳，不会造舟楫，只能站在河边给别人出着主意。